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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1937年5月，南京的玄武湖边，杨柳依依。但这如画的春色里，却透着一股子让人脊背发凉的肃杀之气。

    此时，国共两党的谈判正如同一场漫长的拉锯战。州在办公桌前与张冲、陈立夫等人据理力争，每一个连队的编制、每一块银元的军饷都算得比账房先生还细。而在南京权力的最高层，一场悄无声息的“大清洗”正借着合作的名义拉开序幕。

    校长坐在憩庐的躺椅上，手里拿着一份名单，眼神阴鸷。

    在他看来，西安事变让他捡回了一条命，也让他看清了谁才是真正的“自家人”。汪景卫那套“中日亲善”的陈词滥调听得他耳朵长茧。

    何应钦在西安事变时那副恨不得立马轰炸西安、连他一起炸死的急切劲儿，更是让他如鲕在喉。

    “辞修，你说景诚在那边闹得怎么样了？”校长放下名单，冷不丁地问了一句。

    站在一旁的陈诚赶紧挺胸抬头：“校长，景诚在上海……怎么说呢，他正忙着把上海滩变成一个巨大的‘陷阱工坊’。虽然手段……有些不拘一格，但确实把各方的目光都吸了过去。”

    校长冷哼一声，嘴角却微微上扬：“这个痞子。汪晶卫说他‘粗鄙无礼，祸乱租界’，何敬之说他‘中饱私囊，克扣军资’。可他们越是骂他，我就越是放心。景诚、寿山，还有你，你们才是我能睡个安稳觉的倚仗。”

    于是，5月的一纸调令，让南京政坛地震。

    汪晶卫被任命了一堆虚衔，话语权被压缩到了只剩下开会剪彩。何应钦的军政部大权，被陈诚以“战备整肃”的名义分走了一大半。取而代之的，是李宇轩这位“上海王”、胡宗南这位“第一门生”以及陈诚这位“土木系统帅”。

    李宇轩在上海收到消息时，正蹲在2号防空塔的地基口，跟一群老木匠研究怎么把地雷埋得“更有艺术感”。

    “军座，校长这是把您往火架上烤啊。”胡琏拿着委任状，一脸担忧，“汪先生和何部长的门生故吏，现在恨不得把您扎成小人天天扎。”

    “怕个屁。”李宇轩拍掉手上的泥，顺手把委任状塞进裤兜，那动作像是在塞一张擦手纸，“校长这是在分赃。他怕何应钦那帮人关键时刻捅他刀子，所以给咱们这些‘自家人’放权。

    只要老子手里那八座塔还在，只要老子那十万西北狼还有羊肉吃，汪晶卫就算把口水喷干了，也动不了我一根汗毛。”

    　　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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